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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刘方喜|错位与化解:40年文论三次转向的反思

    发布日期:2019-03-10 17:39  新闻来源:  编辑:宣传部社科规划办

    摘要: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发生了三次转向,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两次转向中分别出现了“文化时空错位”和“社会结构错位”的问题,而第三次“技术转向”则有助于化解错位,弥补此前研究中的不足。1990年代跟着西方走的“文化转向”又出现过分夸大“文化”作用的倾向,在与“文化转向”相伴随的西方摆脱普遍贫困的消费社会转型中,文化尤其文化消费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确实相对越来越大。代表文论“文化转向”的所谓“文化研究”,其实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,阿多诺主要谈的是广播、电影等,本雅明主要谈的是电影,而从麦克卢汉和伯明翰学派始,文化研究越来越主要谈电视——“电视”乃是文化研究的最主要对应物,并因此可将其基本范式称为“电视范式”。

    中国文论;文化转向;技术转向

      摘 要: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发生了三次转向,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两次转向中分别出现了“文化时空错位”和“社会结构错位”的问题,而第三次“技术转向”则有助于化解错位,弥补此前研究中的不足。回到马克思,回到中国实际,推动世界文论新的“技术转向”,成为文论研究自主创新的一条改观之路。

      中国文论;文化转向;技术转向

      刘方喜,文学博士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,博士生?#38469;Α?/p>

     

      改革开放40年以来,中国文论大致经历了三次转向:第一次转向是相对于此前30年的文论状况而言的,对应于“新时期”或“80年代”,而第二次转向对应于所谓“后新时期”或“90年代”。这两次转向是在开放或全球化语境中展开的,钱中文先生认为这两次转向存在一种文化时空的“错位”现象:1980年代中国文论开始语言转向、向内转时,西方文论已开始文化转向、向外转;1990年代我们开始文化转向时,又存在“社会结构错位”问题,跟着西方文论走,则是这两次转向存在的总体不足。而推动当下正在进行的第三次“技术转向”,则有助于化解错位。

      首先看第一次转向及其“文化时空错位”问题。“拨乱反正”“思想解放”等是改革开放之初重要的时代主题,也是1980年代文论第一次转向的重要背景。关于此次转向有不同的描述,如语言(学)转向、审美转向、本体(论)转向,主体(论)转向、向内转等等,涉及的核心议题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。在文艺政策层面,文学艺术“为人民服务,为社会主义服务”方针的提出,是对过去把文艺与政治关系过分简单化、教条化倾向的一种拨乱反正,为文艺思想解放奠定了政策基础。文论界对文艺审美性、本体性、主体性等等的强调,是对过去过分片面强调文艺政治性、意识形态性的一种矫正。

      “风物长宜放眼量”,对某一历史时段社会文化现象的反思,要想足够深入而准确,就需要足够的文化时间长度和文化空间宽度。1980年代中国文论的转向,与俄国?#38382;?#20027;义、法国结构主义?#20154;?#28526;所引发的“语言(学)转向”密切相关,与之相比,我们的这次转向其实已存在某种文化时空错位:西方文论所谓的语言转向或结构主义转向,针对的首先是此前包括存在主义文论在内的心理主义倾向,其所谓“向内转”之“内”主要指语言、文本之内,总体上“语言学转向”是相对于“心理学”而言的,而中国文论此次“向内转?#27604;?#36824;包括被结构主义所批评的向主体之内即人的内在心理、潜意识的转向。重视“向内转”或“内部研究”的西方新批评等,既反对社会历史和道德伦理批评,也反对主体心理批评,而具有心理主义倾向的存在主义、精神分析等理论在我们此次“向内转”中却大行其道,所谓“主体(论)转向”俨然成为我们“向内转”的重要标签之一。置于中国自己的文化时间中看,此次“向内转”所推崇的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主体心理批评,早在五四时期就已颇为盛行。凡此种种的文化时空错位,昭示着40年文论第一次转向的复?#26377;浴?/p>

      再看第二次转向及其“社会结构错位”问题。1990年代,我们迅速“与国际(西方)接轨”而开始文论的“文化转向”“图像转向”或“向外转”。西方文论的“文化转向”又与由“现代主义”而“后现代主义”、由“结构主义”而“解构主义”等转向密切相关。我们文艺批评界强调,“90年代文艺”已是非常不同于“80年代文艺”的新的时代范式,中国当代文艺已由“新时期”而转向“后新时期”。此次转向使我们“与国?#24335;?#36712;”,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与西方文论的文化时空错位问题,但是,新的“社会结构错位”?#30784;吧喜?#24314;筑—经济基础的错位”问题凸显出来了。西方文论后现代的“文化转向”,作为“观念的?#21916;?#24314;筑”的一种转向,是与西方由“工业化”而“后工业化”、由“生产型(或生产者)社会”而“消?#30740;停?#25110;消费者)社会”这种经济基础、社会实践的现实转型相因应、相合拍的。那么,1990年代乃?#20004;?#22825;,中国是否已进入“后工业”“消费社会”?事实上,中国文论界围绕“文化转向”诸多争论的焦点也正在此:大力移植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理论的学者往往回避这一问题,而钱中文等学者强调:中国还没有真正全面实现现代化,现代性对于中国来说依然是未竟之业,因此,中国文论不应一味地只跟着西方“文化转向”走而只片面强调后现代性、消费文化等。

      继“语言转向”“文化转向”后,当下世界文论正在经历第三次新的“技术转向”,而总体上我国文论界却依然还沉溺在第二次“文化转向”中。主导“文化转向”的后现代、解构主义大师巴特、福柯、德里达、鲍德里亚、霍尔等已相继谢世,我们的一些文论研究者却依然还是在解读这些大师,甚至在研究西方二三流学者上耗费过多精力,跟着西方走的倾向?#24418;?#24471;到彻底改观。我们的改观之路是:回到马克思,回到中国实际,推动世界文论新的“技术转向”。

      首先,与“跟着西方走”的偏向有关,40年文论前两次转向还一定程度存在偏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:第一次“语言转向”作为所谓“向内转”,对马克思结合社会实践尤其物质生产讨论文艺、文化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向有所疏离;第二次“文化转向”虽然是“向外转”,但其中作为文艺、文化活动“外部”因素,总体上是不包括经济活动尤其物质生产的,偏离倾向并未改变。

      其次,以上这种偏离,在社会结构论上又与对马克思“?#21916;?#24314;筑—经济基础”理论的简单化理解有关,1980年代的“语言转向”“审美转向”“本体论转向”否定把文艺定位为“观念的?#21916;?#24314;筑”从而受社会经济基础的最终制约,并简单化地认为马克思否认文艺及其审美的相对独立性。1990年代跟着西方走的“文化转向”又出现过分夸大“文化”作用的倾向,在与“文化转向”相伴随的西方摆脱普遍贫困的消费社会转型中,文化尤其文化消费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确实相对越来越大,但恰恰是较为发达的物质生产力才使相对于“文化(产品)消费”的“物质(产品)消费”的作用相对减弱,马克思相关理论?#28304;?#20381;然具有极强解释力。具体从相关思想状况变化看,1968年“红色风暴”后,西方文论的“文化转向”开?#25216;?#36895;扩张。其重要背景是:西方尤其法国知识分子由“街头革命”退缩到“书斋革命”“话语革命”,于是后现代解构主义话语大行其道,今天我们反思“文化转向”的积极或消极意义,都不应忽视西方相关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历史背景,而在1990年代跟着西方进行“文化转向”的我们,是缺乏这种深入而具体的反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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