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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刘悦笛:中国“生活美学”的物体系

    发布日期:2019-03-21 08:50  新闻来源:  编辑:宣传部社科规划办

    The Object System of "Life Aesthetics" in China:The Beauty of Fun and Apprecia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

     

      刘悦笛,辽宁大学生活美学研究院特聘教授,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。

      原发信息: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》第20184期

     

      在早期的古代汉语中,“美”的用语,也不仅仅来形容从“人的美”(外形的“美人”、“美女”,内在的“美贤”、“美才”,人与人之间的“人情之美”)到“社会的美”(“先王之道之美”、“义之美”、“和之美”),从“语言的美”(“美言”、“文翰之美”)到“歌舞艺术的美”(“响美”、“美音”、“讴之美”、“舞之美”),也更多指向了“物”——植物的“草木之美”、“美禾”,动物的“羽之美”、“角之美”,山川的“美景”、“丘壑之美”,还有日常生活当中所使用的大量的器物,如此等等,它们都被囊括到“美的辉光”的照耀之下。当然,这里的“美”既有纯粹“审美”意义上所“听”所“见”之“美”,也有诸如“善”升华到“审美”高?#20154;?#20307;悟到的“美”。如今人们还常说,古代文人钟情于琴、棋、书、画或梅、兰、竹、菊,但这只是概括性的说法而已。其实,古人闲赏的对象远不局限于这八种,而是涵盖古今、包罗万象。早在宋代文化当中,赵希鹄的《洞天清禄集》里所举出的能令人享受“清福”的大多是古董,如古琴、古砚、古钟鼎彝器、怪石、砚屏、笔格、水滴、古翰墨真迹、古今石刻、古画等等,绝大部分都是古物。这大概是时代风气和个人趣味使然,宋代文人士大夫对于古董器物的欣赏与收藏热情也许是空前绝后的。

      宋代经济发达,政治清明,社会环境宽松,士大夫悠游自在,涵泳默化在文化之中,培养了极高的审美素养,还有鉴赏、识别和研究能力,因此宋人对于古器物的?#23435;叮?#26159;汉唐和元明时代的人所决不能相提并论的,“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,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,互相错综”,“故天水一朝,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,前之汉唐,后之元明,皆所不逮也。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,如金石学,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”[1](PP124-125)。而在更多时候,人们的趣味除集中在古董上面,还对具有较高审美?#22737;?#33258;然物,如奇石、花鸟,以及同时代比较流行的器物?#34892;?#36259;。这就意味着,中国人眼中手里的“美物”,其实是不胜枚举的:自然物是美的,人工物也是美的,过去流转而来的物是美的,时下新造而成的物也是美的。这恰恰由于,中国古人拥有了一种“生活美学”的智慧,[2][3]用这种眼光来?#21019;?#19990;间万物的时候,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围绕“物”的美学体系。

      一、明清趣味重“体物”

      历史上,明清文人,在“生活美学”上渐达极致。换句话说,“明清生活美学”构成了中国美学史当中的一段高潮期,“明清趣味”曾风靡一时,如今尚有余香与余响在。明代中期之后,中国文人在生活中追求“清福”、“快活”与“人生真乐”,文艺上聚焦于“性灵”、“童心”与“闲情逸致”,这种寻求“好日子”的美学例证,简直多得不胜枚举。随手拈来文人冯?#33310;?#38386;赏罗列的“十三事”——?#20843;?#24847;散帙”、“焚香”、“瀹茗品泉”、“鸣琴”、“挥麈习静”、“临摹书法”、“观图画”、“弄笔墨”、“看池中鱼戏”,或“听鸟声”、“观卉木”、“识奇字”、“玩文石”[4](P648)——即为明证,这些“事”简直成了文人们所秉持之审美符号,“因为‘关于古董物品的广博知识是对一个士绅的起码要求’,新一代的士家?#25317;?#23601;得接受这样的教育:应该收藏哪些物品,如?#20301;?#24471;这些物品”[5](P78),由此来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,从而标举“风雅”!

      只要稍微翻?#29615;?#26102;人的著作,高濂的《遵生八笺》、屠隆的《考槃余事》、袁宏道的《瓶史》、?#24405;?#20754;的《岩栖幽事》、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、计成的《园冶》、周嘉胄的《装潢志》、戈汕的《蝶几图》、袁宏道的《瓶史》、王?#26082;?#30340;《奕律》、屠本畯的《茗笈》、李渔的《闲情偶?#25721;?#21450;袁枚的?#31471;?#22253;诗话》,这些不就是经典的“生活美学之书”吗?这些被反?#32431;?#21360;的书,好似是“生活美学指南”抑或“审美生活?#26893;帷保?#29978;至更通俗化的日用读本如《万用大全》都甚为流行。写过雅作《香国》的毛晋,作为当时的书商还辑过?#24230;?#33459;清玩》这样的清玩笔记行销于市。但与低俗化的生活指南不同,《遵生八笺》、《长物志》、《园冶》、《闲情偶?#25721;?#25152;深描的,乃是文人“应该如此”的生活,也就是一种文人生活的“理想态”,而并非现实生活本身。道理很简单,如果现实已然完美,何需此类书大行其道?更重要的是,它们讲述都是“文人生活美学”的理想态。再?#32431;?#26126;代甚为流行的“小品文”,张岱的《老饕集序》、屠隆的《婆罗馆清言》、吴从先的《小窗自纪》,还有洪应明的《菜根谭》,所写的难道不就是雅致而风行的“生活美学小品”吗?

      这种“生活美学”的大势所趋,在明末清初大文人钱谦益的笔下,曾被生动地描述出来:“世之盛也,天下物力盛,文网疏,风俗美。士大夫闲?#28216;?#20107;,相与轻?#31108;?#24102;,流连文酒。而其?#25317;?#20043;佳者,往往荫藉高华,寄托旷达。居处则园林池馆,泉石花药。鉴赏则法书名画,钟鼎彝器。又以其闲征歌选伎,博簺蹴?#24076;?#26080;朝非花,靡夕不?#38534;?#23569;潜瞿?#24076;?#35763;?#20170;紓?#25925;礼部尚书文懿公之孙,而太仆?#24459;?#21375;讳汝稷之子也。孝友顺祥,服习家教。多材艺,书法画品,不学而能。室铺一?#31119;?#24237;支一石,信手位置,皆楚楚可人意。?#38498;?#23458;,疎窗棐?#31119;?#28954;香布席,客至依依不忍去。人以为有承平王孙公子之遗风,王晋卿、?#24742;?#35802;之辈流也。”[6](PP1690-1691)这篇《瞿少潜哀?#24688;廢人?#30340;是晚明的社会状态,物质的极大丰富给文人审美提供了基础,这也就是钱谦益对前朝盛世天下之——“物力盛”、“文网疏”、“风俗美”——的消极追忆,但历史事?#30331;?#24688;是明代已由盛而衰也。与此同时,生活美学更是所谓“士大夫闲?#28216;?#20107;”的产物:“法书”、“名画”、“钟鼎”、“彝器”之鉴赏,“文酒”、“征歌”、“选伎”、“博簺”、“蹴鞠”之娱乐,“园林”、“花木”、(室内的)“铺几”、(庭内的)“摆石”、“焚香”、“布席”之爱好,都被一一列举,并被并列起来(鉴赏也未高出爱好,爱好未曾高于娱乐),它们就落实在日常生活的情境当中,而并未超出生活日常之外。

      对于物的闲赏,在当时已经取得了与传统字画鉴赏同样高的地位,恰恰折射出社会发展的结果,“生活美学”已经成为社会文化主流:“在此,钱谦益将法书名画钟鼎彝器之鉴赏与文酒、园林、歌伎、花木之好,甚至,居室空间中一几一石之摆置,相提并论。如此,字画的鉴赏乃与其他的闲赏活动相关联起来,而?#39029;?#20026;生活的一部分。”[7]

      当然,这种“美学式的生活形态”已然成了社会流行文化,高雅的生活美学既然本是“文人”的生活方式,那么,也要具体归于文人的“生活本身”,但是,随着历史发展,?#32431;?#33021;成为社会民众所普遍追求的一种时髦,文人只是其中的风潮引领者而已。用西方汉学家的观点来看,在公元16?#20848;停?#20256;统的社会精英感到其社会地位受到威胁,转向‘发明趣味’,?#28304;?#20026;手段来强调,要紧的不仅是?#24742;?#23398;奢侈品的占有,而且是占有它们的方式”[8](P11)。这种占有“物”的方式,也是一?#32622;?#23398;的“生活方式”,以享受其中的“情趣”为主!

      的确,明清文人在科举出仕的挫败压力之下,对“物”之占有并不是一般世俗?#36824;?#30340;追求,而是通过对“物”的精神消费来超越世俗,但?#38047;?#27492;构成了一种文人之?#20843;住保?#23427;其实已经不是一种真正的“雅”了。出身?#20848;?#30340;瞿少?#26412;?#26159;如此,但他不是“独乐乐”那种文人,而且将这种生活方式“与众乐乐”,被认为是有“先人”之种种风流,就像宋人?#24742;?#35802;与夫人李清照之评赏金石古玩,早被后世文人雅士传为佳话一般。明人范景文《虞?#20165;?#23569;潜见过留之味玄堂有作》有云:“烟?#35745;?#29255;染?#24459;眩?#25163;拂凝尘坐竹床。晤对少时如入画,淹留竟日自生香。杯?#26159;承?#33457;浮面,曲度深宵月过?#21462;?#23525;落一丘堪点染,入?#38047;?#20107;待商量。”

      明清文人,追求他们的“至乐”人生,那就首先要“闲”下来,如此面对各种“赏心乐事”,才能洗涤人间、清“心”乐“志”,这就是明清人之“生活美学?#26412;?#30028;:“心无驰猎之劳,身无牵臂之役,避俗?#29992;?#39034;时安处,世称曰闲……余自闲日,遍考钟鼎卣彝,书画法帖,窑玉古玩,文?#31185;?#20855;,纤细究心。更校古今鉴藻,是非辨正,悉为取裁。若耳目所及,真知确见,每事?#21619;?#34917;遗,似得慧眼观法。他如焚香鼓琴,栽花种竹,?#20063;?#21463;正方家,考成老圃,备注条列,用助清欢。时乎坐陈钟鼎,几列琴书,帖拓松窗之下,图展兰室之中,帘栊香霭,栏槛花研,虽咽水餐云,亦足以忘饥永日,冰玉吾斋,一洗人间?#23637;敢印?#28165;心?#31181;荊?#23408;过于此?”[9](P500)

      “明清趣味”之所以得以全方位的呈现,那是由于日常生活意识逐渐获得了自觉,审美化的生活成?#33487;?#24403;的生活目的追求。经营富足充裕的物质生活(所谓“道理”与“日用”)、构建精致优雅的心灵生活(所谓“栖心”与“养志”),成了从生活富足的百姓民众、拥?#34892;?#20859;基础的下层文人到文化积淀深厚的上层文人所共同向往的。然而,明清之际文人整体地位却并不算太高且文人“穷酸化”,职业文人阶层得以滋生并为通俗文艺服务,这使得下层文人主导了上层文人的美感。这是与宋代生活审美不同的地方,那时少数文人便主导?#33487;?#20010;审美风尚,即使资用不丰的文士也“必焚香,必啜茗,必置玩好”(孙枝蔚《埘斋?#24688;?。这同明代“审美生活”的极大普及有关,因为达到了“人人可?#31119;?#23478;家可用”般之普及,所以就不能求曲高和寡,而是求“化”雅成俗。

      与此同时,“适用美观均收其利”,实用与审美之间被要求达到动态平衡,这也是尚“物”的“生活美学”所提出的标准。只要?#32431;?#24403;时的钱泳所编的《艺能编》当中为了实现生活审美而出现的技艺都是力求将审美加以“实用化”。“艺能”也就是制艺之能,在作者的归类构架当中,就包括“书”、“数”、“射”、“投壶”、“琵琶”、“著棋”、“摹印”、“刻碑”、“选毫”、“制墨”、“硾纸”、“琢砚”、“铜匠”、“玉工”、“周制”、“刻书”、“装潢”、“成?#38534;薄ⅰ?#38613;工”、“竹刻”、“治庖”、“堆假山”、“制砂壶”、“度曲”、“十番”、“演戏”和“杂戏”,尽管是从工艺的角度入手,但是这些“艺事?#27604;?#22823;都与“生活美学”相关。但遗憾的是,下层文人所谓的“小雅”,其实也是一种“大俗”,这也涉及雅俗之间有趣的历史关联,这是另一种类型的“化雅入俗”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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